这份死亡遗嘱，00后正在抢着写

你有想过为自己写下一份遗嘱吗？

在这份遗嘱里，你应该写下哪些内容？应该怎样写，遗嘱才会有实际作用？

【资料图】

可能大多数人都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

在遗嘱库义工王足妹的老家江西，很多市民都会觉得，聊这个话题就是在咒自己死。

这确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观念中所既定的一样，有关死亡的一切都是需要避讳的。

而现在，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，在挑战这种禁忌。

《中华遗嘱库白皮书（2022）》（后称：白皮书）显示，十年来，中华遗嘱库已提供遗嘱咨询37万余人次，登记保管25万余份遗嘱。立遗嘱人群的平均年龄从77.43岁逐步下降至68.13岁。

其中，60周岁以下人群的遗嘱保管量从2017年的279份，上涨至2022年的3467份，五年间增长了十余倍。

立遗嘱的人原来越年轻     

我们为什么需要立遗嘱？

为什么立遗嘱的人越来越年轻？

关于遗嘱，除了年龄还有什么变化？为何如此？

带着这些疑问，视觉志对话了三位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，试图为遗嘱、为死亡，揭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对抗复杂的人性

王足妹是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城市义工服务站社长。2019年初，她偶然间了解到中华遗嘱库的义工组织，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义工生涯，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将近五年。

她接触的第一个客户在北京拥有一套小四合院。由于这是建国前的房产，且涉及到一家四代的分配，房产问题便成为了客户的心结。

类似的情况在过去五年的工作里时常发生。

“我遇到过有些人因为房子的事情，几年睡不着觉，他说今天你帮我咨询完了之后，我特别感激你。他会一直握着你的手说太谢谢你了。”

“帮助人的这种成就感，是花钱都买不到的。”

中华遗嘱库社区宣讲活动    

成就感驱使王足妹不断向前，也让她逐渐理解，遗嘱并不是一件只存在于新闻里、伦理剧中的遥不可及的事物。

恰恰相反，遗嘱离我们的生活很近，它帮助很多人了却心头之患，从而更好地面对死亡。

遗嘱师刘千就遇到过许多因没有遗嘱而引发家人矛盾的案例。

在一次社区宣讲活动上，刘千遇到了一位情绪近乎崩溃的80多岁的老人。

老伴去世后，因为没有遗嘱，财产被法定继承给了自己，以及并不孝顺的孩子。老人很担心自己住的房子会被孩子变卖掉，在焦虑中过上了并不安宁的晚年生活。

刘千为参观遗嘱库的学生做讲解    

“你对咱妈不好，凭什么分这么多！”这是刘千接触的另一个家庭中常常上演的冲突。

家里的老人因为拆迁分到了20套房，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均分给了6个孩子，而这就埋下了隐患。

兄弟姐妹间对各自照顾母亲的好坏程度争论不休，也因此无法就房产分配的方案达成一致，打了三年官司至今，和气俱伤。

悲观地说，我们需要遗嘱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、也不能轻易挑战人性的底线。

当临别之际留下的心愿无法获得法律的保障，那心愿能否实现就只能成为未知数。

面对复杂的人性，这是每个遗嘱师都要必修的一门功课。但即便立定遗嘱，也无法规避所有的争锋。

遗嘱师高云龙遇到过一位老人，他将所有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儿子，但自己最后的养老生活都是在女儿家度过的。

不满的女儿为此投诉了半个多月，声称遗嘱是她哥哥骗着老人立的。

“大家都理解她的心情，也尽力安抚她，但遗嘱里已经这么写了，确实也没办法。”

高云龙（左一）接受市民的感谢    

刘千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因为父亲把遗产全部留了了哥哥，一位50多岁的市民打了7年官司。

一审、二审判决都是败诉，无奈之下他来遗嘱库闹事，将这里视为他最大的敌人。

如今的他，看起来已经像80多岁的老人。

我们必须承认的是，遗嘱反映出人性复杂的一面，也无法完全对抗人性的复杂。

但遗嘱至少提供了一个方案，最大限度地避免争锋。

更重要的是，遗嘱寄托了每个人对这世间的感情，无论是高云龙还是刘千，都表示这份工作更多时候让他们感到温馨。

有103岁的老人和80岁儿子一起立遗嘱。

有21岁的儿子出国留学之前和妈妈一起立遗嘱，将财产互相赠予。

有在单亲家庭里吃百家饭长大的女生，在21岁实习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，立遗嘱把工资卡留给对自己非常好的表姐。

刘千在工作中获得好评   

在无数个客户的笑脸和眼泪中，遗嘱不再只是一纸冰冷的文书，更不是对一种死亡的诅咒。

而是人活一辈子，那些最放不下的情感的高度浓缩，是对深爱之人说的最后一句“我爱你”。

有“门槛”的遗嘱

而要立定一份遗嘱，并不算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
明确自己的意愿后，至少需要去两次遗嘱库。

第一次，遗嘱师会了解客户的资产情况、分配意愿。

约三个月之后的第二次才正式拟定遗嘱、签字、录音录像，等待生效保存。

在整个过程中，当事人的自愿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也因此，遗嘱立定存在一定的“门槛”。

王足妹曾接待过一名患有白内障的客户，在核对文本签字的过程中都很紧张，也因此没有通过确保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评估。

这意味着老人无法立定遗嘱，而子女也就无法根据设想的情况拿到财产。

于是子女便开始着急闹事，“老人一下子记不住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这不是为难老人吗？干嘛对我们卡那么严呢？”

这也正是一系列门槛的重要性所在，遗嘱的拟定要最大程度保证体现当事人的意愿，而非利益人或其他人的意愿。

高云龙表示，如果在咨询过程中感觉到老人可能受家属控制，或者并不自愿，遗嘱师也会将其婉拒，或者将家属请出咨询师，与老人单独沟通。

在自愿性之外，一份遗嘱的严谨程度也十分重要。尽可能避免产生歧义，才能更大程度确保遗嘱的执行。

例如，一些人因为避讳，会用“百年后”代替“去世后”。

百年是写完遗嘱的百年，还是死后的百年？是一百年还是几百年？

这样的文字在法律解读层面就有很多空间，并不利于遗嘱执行。

高云龙为前来参观遗嘱库的学生做讲解    

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发生在同音字的误读上。

有的人选择用视频录制自己的遗嘱，此时“我的遗产全部给我的儿子”光从声音来判断，就可能会产生“全部给”和“全不给”两种解读。

也因此，高云龙更推荐大家采用文字遗嘱而非独立的视频遗嘱。

但与这些相比起来，实际操作中更复杂的情况是，普通百姓对于遗嘱可能存在很多误区。

刘千经常收到市民这样的提问：“短视频里说我的独生子女不能全部继承我的遗产，凭什么？”

图源：抖音截图     

但这种情况并不一定发生。倘若当事人的爸爸去世时，当事人的爷爷、姑姑、妈妈和自己都在世，那根据法定继承，其爸爸的遗产将由爷爷、妈妈和自己继承。

这样的情况下，未来爷爷的遗产会有一部分被姑姑继承，所以才出现了爸爸的部分遗产不能继承给当事人的情况。

但现实生活中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形是少见的，所以上述情形出现的概率也不高。

中华遗嘱库举办的社区讲座，为市民辨识误区    

为了让矛盾看起来更加激烈，这些视频往往会省略了很多前提条件，却让很多百姓形成了错误认知。

现实里，每一家人因为实际情况的不同，在遗嘱拟定过程中会有非常多区别。

从这个层面来理解遗嘱，它更像是一份社会关系的凝缩，透过遗嘱我们看见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前与这个世界产生的亲密联结。

遗嘱不仅在诉说着我们将如何离开，更代表着我们曾如何存在。

窥探变化的社会

遗嘱的不同，不仅体现在家庭的不同中，更体现在人群的不同中。

例如在性别比例上，白皮书显示，56.6%立遗嘱的人群都是女性，这一数值在60岁以下中青年群体中则更高，为63.7%。

刘千表示，一方面，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，所以高年龄段群体中，女性立遗嘱更多。

另一方面，或许是因为女性心思更加细腻，风险意识更强，所以立遗嘱的中青年群体中，能看到更为明显的性别差异。

在他的工作经历中，经常遇到一些大爷认为没必要立遗嘱，但被自己的老伴带过来咨询。

相比性别差异而言，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是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立遗嘱。

图源：微博截图     

2022年3月，话题#00后把游戏账号列入遗嘱#登上微博热搜，引发广泛讨论。

这既体现出遗嘱立定人群的年轻化趋势，也体现出新一代青年群体正在经历的新时代发展变化。

截至去年年底，中华遗嘱库共收到458份涉及虚拟财产的遗嘱。

除了QQ、微信、游戏账号外，虚拟货币、淘宝网店已成为这一人群的重要资产。

图源：微博截图     

另一个在中青年群体遗嘱中凸显的特点是，他们将财产分配给非法定继承人，例如同事、朋友的情况明显高于60岁以上群体。

这可能是因为这一代人在时代的快速发展下所经历的代际差异更大，与家人亲戚的情感复杂程度更为明显，也更注重个人的发展与价值。

在刘千的工作经历中，就接待过许多想将财产留给朋友，或是捐给寺庙、基金会的年轻人。

高云龙也表示，现在有许多不婚族、丁克族来立遗嘱，会选择将财产留给朋友。

图源：微博截图     

还有很多人想把自己的宠物写进遗嘱里，但因宠物也是生命，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伦理争议，尚不能被当作资产进行分配，只能委托他人照顾。

从这些内容上的区别，我们发现，遗嘱像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，透过这扇窗，我们能看见这个世界正在一次次破裂重组中生长出新的特点。

疫情期间，一些奋战一线的医生选择为自己立定遗嘱。

去年端午，上海一名社区医院的30岁医生找到遗嘱库，因为职业特殊，过去几年他四处支援，无法很好地兼顾家人，所以想把自己老家的两套房子都留给独自处理家务事的姐姐。

离婚冷静期实施后，一些人为了防止意外导致遗产继承纠纷，所以先立遗嘱将财产分割明确，出现了“离婚不成，先立遗嘱”的现象。

图源：微博截图     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遗嘱渐渐被更多人正视与接受。

但王足妹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中，对遗嘱的理解仍存在较大的差异。

在北上广地区进行宣讲时，她会发现市民的接受程度都比较高。

但去到河北、江西等地方宣讲时，市民们的契约意识则更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，似乎只要家人之间提前说好了，就没有立定遗嘱的必要。

与此同时，资源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

小城市的一些居民想要立定遗嘱时，却发现当地并没有合适的机构或组织提供专业的指导。

中华遗嘱库在南昌举办的社区活动    

遗嘱向我们不断展示这个社会发展的侧面。

在遗嘱的变化里，我们能看见这个社会对死亡的讨论在向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发展，但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

2022年，中华遗嘱库近5万名义工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580余次公益普法讲座。

我们也期待，在正视死亡和遗嘱的道路上，每一次小小的风浪，都将改变潮水涌动的方向。

加入遗嘱库的工作之后，王足妹、高云龙、刘千都为自己立了遗嘱。

被问及这么做的原因时，他们会提到分配财产、避免纠纷这样的关键词。

但透过他们在工作中接触的人与事，我们能窥见的是，在看似工具理性的遗嘱背后，恰恰是无数个感性时刻的叠加。

比起妥善地分配财产、避免事后的种种纠纷，对我们而言，遗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后一次选择。

在选择的背后，一份遗嘱既承载了我们对这个世界复杂的情感，也浓缩着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。

高云龙至今也记得自己接待过的失独家庭，因为想到逝去的子女、不知道遗产还能分配给谁，当事人从咨询开始哭到了结束。

还有残障子女的父母，规划遗嘱时恨不得帮孩子把每一个细节都确定好。

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也还在为孩子掏心掏肺，“那种钻心窝子的感觉，看着真的让人很痛。”

渐冻症患者在做遗嘱咨询    

既感受人性的冷，却也总是被暖的那一面治愈，或许这就是遗嘱师这份工作最吸引人的一面。

透过遗嘱，我们窥见人在临别之际，对世界上他所关心的人留下的深情寄托。

正视遗嘱，是在深爱的人离开之后，我们仍然选择了铭记，而非遗忘；

是敢于讨论死，更能领悟生。

*除特殊标注外，图片均源自中华遗嘱库